我买过一个手摇咖啡磨豆机，日本货，刚一上手旋磨就觉得不对。旋臂很长上海期货配资公司，旋磨很费力，这在意料之中，可是我的左手必须死命地按住底座，减少机器的摇晃。当一杯豆子都成了粉末，我松开的右肩感到一阵酸痛，旋臂则跟着耷拉下来。我端详着这个陶瓷磨豆机，日本货不是很讲究体验感吗？怎就这么中看不中用呢？
1. 了解股票配资的基本概念：了解什么是股票配资，了解配资的风险和收益。
不良的体验感还在继续：我把咖啡末一点点倒入杯子，那些粉末大多黏附着不掉下来，我使一点劲振动那容器，粉末呼啦泻下许多，半数掉到桌上……我想到在一次与莫言的谈话里，大江健三郎说的一句话：自然界，许多事物都在细小地颤动着——那种不能辨明是不是风吹导致的细小颤动。大江一定是无数次地端详过一花一叶的，神秘的颤动正是生命的证明。那些制作3D动画的人，为了使屏幕人物看起来更逼肖于真人，就要把人物自然呼吸时胸口的一起一伏给做出来，那得花费多少精力啊；同样的，我持机摄录时感觉手那么平稳，摄出来的画面却始终有恼人的颤抖感，这不也是“有生之年”必然的体验吗？
光：那些被遗忘的生存的可能性
大江健三郎的长子光，在他的父亲的笔下，就是这种洞察细微的行家。光在语言方面缺损的那一部分脑力，被转移到了对光线、声音、动作的感知之中，他就像动物，很难学会并说出人语，却能在听到加拿大野鸭群里一只鸭子的叫声后，大声嚷出“E调！”大约是世纪之交的一个夏天，大江独自在美国访问，到冬天，他的妻儿来看他，光一下子就被户外湖上的野鸭群的啼叫激动了，他挺起胸膛，开始逐一识别鸭叫的音程，大江甚至说，光会敲打玻璃，对鸭群中的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表示不满，完全就是一名面对乐团的指挥家的派头。
那时的光30多岁，已被培养成为作曲家，在听到野鸭叫的次日，他就提笔写了《E大调——加拿大野鸭》，当晚他在音乐会上亮相，接受了意料中的掌声。大江继续说，接下来的一周，他为他的两本小说做巡回签售，两本书都是以光为主角的。“无论到哪一个会场，都有家里也有智障儿女的人上来交谈，讲述自己的体会……”大江在这篇题为《光在普林斯顿》的随笔里说，那些父母都讲了自己是如何同孩子互相启发的，孩子“点亮”了他们的心智。
大江健三郎1963年有了这个孩子，按照英语light给他的儿子取名为“光”。他无数次地想过，该怎样看待这个缺失一些正常人能力的孩子，怎样发掘他的潜能，为他在社会中——尤其是在他可能危机四伏的自我认知中——找到立足之地，还有，大江反复思考，该怎样在自己的写作中为光安置一个位置。这后一点非常关键。大江太知道自己惧怕什么，他能想象到，当别人理所当然地称他为“那个有个智障儿子的作家”“那个总是写他的智障儿子的作家”时，自己的内心将会受到怎样的冲击。
实话讲，“光”这个取名，很像一个临终之人欣喜地告诉家人说“我觉得我在成长”，是强迫自己相信，看似残忍的命运安排有助于个人的进取。他不仅强迫自己去接受这个孩子，接受他那令父母家人尴尬的存在，他还要说服自己，光继承了自己对自然界的细小颤动的敏感，能像昆虫一样感光，像鸟类一样辨音，像野兽一样能对气味和动作做出迅猛的反应，只不过这继承使光“偏科”了，使他拒绝发展听、说、社交的能力，对人语的嘈杂完全不耐烦。J.M.库切在他最好的小说之一《迈克尔·K的生活与时代》里，也写了这样一个像虫兽一样贴着地面活着的人，小说家愿意想象这样的人，描绘那些被普遍的资本主义方式所遗忘的生存的可能性。
鸟：存在与虚无
光出生一年后，1964年夏天，大江发表了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小说的主角只有一个绰号“鸟”，27岁，孩子正要出生，非常之焦虑厌世，在一处心理活动里，“鸟”想起曾经看过的一本讲非洲探险的书，书中说，某个非洲国家格外美丽，物产富饶，村民什么都不缺，却依然酗酒闹事，喜欢在酒精里陷入自暴自弃的绝望之中。这说明，这里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不满”。实际上，大江自己就很需要深耕这种不满，因为它博大，普遍，可以包容因为生养了一个智障儿子而来的浅层的、有限的不满，也因为它通往被大江深度痴迷的、存在主义式的虚无。川端康成曾一再地澄清说，他的小说基于日本的“心灵”而写，并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虚无主义”；而大江却从不捍卫什么“日本性”，他希望他所描绘的焦虑、恐惧、不满，全是无国界的，无需以某种特殊主义的文化眼光看待。
就在1964年10月，大江的偶像——全能的法国作家让-保尔·萨特获颁诺贝尔文学奖。萨特发公开信拒奖，这份雄辩有力的公开信，揭露了在一个消费主义的传媒时代里荣誉（不只是诺奖）的可疑本质，这既是萨特，又是诺奖史上的“高光时刻”。大江曾于三年前在巴黎拜会了萨特，他发现，任何事件，都可以通过个人对事件的体验而转化为一个萨特式存在主义的命题，也就是说，转化为个体与处境之间陌生而艰难的关系。例如，大江在那个10月开始发表的《广岛札记》，就含有这样一种哲学探索：他不是一味地强调原子弹爆炸导致了受害者的苦痛，而是对广岛人的处境做种种描绘：这些处境往往是普遍的，让那些从未经历过如此灾难的人，也会感到熟悉。
《个人的体验》这本书，通篇都充满了虚无感。27岁的“鸟”，将自己孤绝在近在眼前的事件之外：他很快就要承担父亲的责任，可他不只是没有为此做好准备，甚至对自己人生的意义都满心怀疑。大江对体验的刻画，使我们看到，“鸟”的时间在那些破碎、滑稽、荒诞的场面中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一个大个子、长胡子的陌生女人（实际上是个男妓）叫住了他，又转身离去；打靶场里，一个女孩子为他的高中生男友命中靶子而咯咯直笑；测握力的装置底盘印着一个女人的图案，引诱玩家去掰开她的两条挡住裸胸的胳膊，同时看到数据……
当“鸟”意识到时间将至，无可奈何地给病房打电话探问情况时，陪床的岳母告诉他，妻子一直生不下来孩子。他拿着听筒，一时不知怎么说好，“竟发现胶木话筒上有几十个蚂蚁洞，就像缀着黑星星的夜空”。
“鸟”不仅在肉体上置身于他正经历的事件（妻子临盆）之外，而且在意识上也分离于他正在做的事情——打电话，于是就产生了这样苦涩的“审丑”时刻。在大江的小说，还有在比他大十岁的安部公房的小说里，这种分离都属于基本操作。事件其实不存在了，存在的是一个又一个的瞬间：人与处境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相遇和体验。
性：身体的陌生化
大江小说的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写性。他从二十来岁起就大量地触及性的主题，尤其写男性把身体作为一种处境的体验，那是因为大江决心将身体也陌生化；人不仅要分离于他经历的事情，而且还要从意识上分离于自己的身体，尤其是他的性器官。大江写的少年，往往一低头就冒出个暧昧的自问：咦，我怎么会长出这么个玩意来的？在《十七岁》《政治少年之死》这些小说里，初长成的少年，对个人雄风的想象和焦虑，与他在政治参与上的激情是同步的：当他们有机会去为某个政党办事和鼓噪的时候，他对身体的自信也跟着提高。
《十七岁》是一篇很出色的小说。日本人身处一个过分讲求距离和含蓄的社会，本就热衷描写人与人的心灵隔阂，而大江把这种隔阂升级为“个体vs.世界”这一存在主义式的关系。这位17岁少年，靠姐姐当护士的工资供养上学，在同姐姐争吵后，恨得掉眼泪，一脚踢翻了茶几，“小便一样黄的凉茶水”流了一地。事情发生时，屋里的其他人都无动于衷：哥哥沉迷于自己喜欢的模型，爸爸则悠闲自得地看报纸。少年打伤了姐姐的眼睛，父亲也不作声，依然看着报，“只是嘴角浮起一抹讥嘲般的冷笑”。
这是对家庭成员之间教科书般的冷漠所作的教科书般的描绘。在大江看来，“根本性的不满”的大门打开，正是在一个男子进入17岁的时刻——他开始质疑自己的存在，质疑何以落到这种处境里。集体生活意味着威胁，从家中到社会，到处都是冷嘲的目光：学龄前小孩挤在学校栏杆外，等着看体育差生笨拙出丑；优等生在考试后谈论着上哪所大学，让没能完考的同学又羞又怨；打排球的女生“像肿瘤一样突出在”小操场上；老师只管成绩，17岁的少年必须参加必败的跑步考试，站在起跑线前，感觉“人生就是一场地狱”。
大江尽量陌生化地处理两眼看见的事物，使人体会到观看一个浮沉于虚无之中的人物的快意，并乐见其幻灭。而那些不虚无的人，在大江的笔下，也不过是虚无大军的后备力量，因为他们用来保持热情的只有很少的救命稻草，而身外的世界则显示出肉眼可见的无聊。在《政治少年之死》中，那位右翼少年说“天皇是我真正的太阳，是盛夏的骄阳”，说“我要成为一个对与天皇无关的现实世界完全冷若冰霜、懒散怠惰的年轻人”。他只有非此即彼的两种选择，典型的大江人物，都这样在两个极端之间自虐一般地做折返跑。
萨特和海明威：两股牵引力
《政治少年之死》打有萨特1948年的“处境剧”《肮脏的手》的鲜明烙印。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巅峰是在二战前后那十年里，从1930年代开始，延续到冷战开始后的1940年代末，而大江健三郎、安部公房他们的存在主义写作要晚20年，再过20年，涟漪才波及中国，轮到中国作家去发现存在主义的好处。这种写作太酷了，超酷的。
不过大江在回顾自己所受的文学影响时，却总是爱提他的启蒙书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在20世纪末的一篇文章里，他把心目中最伟大的20世纪作家的位置留给了海明威，他尤其推崇他的《在我们的时代》《乞力马扎罗的雪》和《老人与海》。大江说，海明威1961年自杀身亡，给了他一个重温自己少年时代的契机，他“再次深刻地经历了一次从根本上恐惧世界、厌恶世上的一切的过程”。他说他感到一丝绝望：海明威从少年时就熟悉死亡，刚刚进入老年就迫不及待地自绝于世，“我自己岂不是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命运吗？”
萨特和海明威，是同时牵引大江健三郎的两股力量，而儿子光的存在，产生了更为持续的、主题上的激发。优秀的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写的是一位有着两个儿子的父亲——一个智障儿子，另一个是容易“充血”的儿子——的体验，在他获诺贝尔文学奖前刚完成不久的《燃烧的绿树》，则是对与智障儿子“共生”的经历的某种总结。大江一直在等待那个时刻的到来，他想知道，自己到那时会不会成为自己小说里多次写过的，那些在抚养残缺的子女长大的过程中，尝尽人生苍茫百味的父亲。中篇小说《这个星球上的弃儿》，就写了当残疾的子女逐渐长大，进入危险的年龄时，他们父母有着怎样的表现：
“母亲们的面容尽管都比较忧郁，却是一副坚定而沉稳的神情。而在父亲这个年龄段上的那些父亲们，则经常显现出畏惧般的郁暗面色……看着那些比自己还要年长、陪伺着残疾人的亲属，漠然地想象起了自己的将来。”
说这番话的人，自己就是一位残疾孩子的弟弟，他一路目睹了父亲的操劳，他说，每当在聚会上见到这些有着共同的苦楚的父母时，他就会在心里跟自己说：“他妈的，他妈的！即便前方一片黑暗，不也要打起精神冲上去吗？！”这几句心里话，的确显示出海明威的斗士榜样，在大江心中是多么重要。
安部公房最好的小说《砂女》《他人的脸》《燃烧的地图》等都是淡化主角的名字的，大江的那些存在主义风格浓郁的小说也是如此，一旦取出一个有日本味的名字，小说的“国际性”就要削弱，驱动人物行动的“根本性的不满”就显得不够根本。但在1970年代以后，他似乎并不刻意讲究“无名”了。也许，这跟他儿子的成长方向逐渐清晰有关：音乐，对那些误入嘈杂混乱的社会的孩子们而言，的确是一个出口，他们得以被暂时放归他们本该属于的地方，能为空气里的丝丝颤动而激动的地方。
这件事大概是真的：安部公房在1993年突然逝世，给了大江1994年获得诺奖的机会。安部为人潇洒，很少跟日本作家圈里的其他人来往，日本特产的隔阂孤绝，存在主义的虚无，在安部的小说里，都融入了一种有科技感的异化的未来，人们在“成为昆虫”和“被机器人取代”这两个方向之间成为自己的陌客；而大江，因为背了一个永远与孩子捆绑在一起的身份，不可能那么彻底、那么坚决地，对世界的荒谬无望做出终审判决。家中有光，对这一“事件”，大江健三郎展开了他的处境书写，儿子是他思考和写作的驱力，是他体验人生的方式，可能也是他没有走上海明威那条绝路的缘由。
大江健三郎代表作中译本
《康复的家庭》
人民文学出版社·活字文化2021年2月版
《个人的体验》
浙江文艺出版社·猫头鹰文化2017年3月版
《政治少年之死》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7月版
《广岛札记》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1月版
《万延元年的Football》
作家出版社2006年11月版
《燃烧的绿树》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版
举报 文章作者
云也退
经济人的人文素养阅读 相关阅读
暗杀特朗普凶手身份曝光，拜登最新下令；水利部：七大江河流域都有可能发生洪水｜早报第一财经每日早间精选热点新闻，点击「听新闻」，一键收听。
一财早报 07-15 06:33 水利部：七大江河流域都有可能发生洪水水利部：七大江河流域都有可能发生洪水
07-14 14:47
对M1口径调整的思考和测算近两月M2、M1增速出现较大回落，一度引发市场关注。本文节选自中信证券研究部已于2024年7月1日发布的《债市聚焦系列—对M1口径调整的思考和测算》报告，具体分析内容（包括相关风险提示等）请详见报告。
07-03 04:22 低价成业绩新驱动力 美团一季度多次调整架构应对挑战06-07 15:52
低价成业绩新驱动力，美团一季度多次调整架构应对挑战不仅是电商行业围绕低价竞争上海期货配资公司，美团最新一季财报显示，“低价”也成为美团业务增长的驱动力。
06-06 18:59 一财最热 点击关闭